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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2013~2014書面會議交流材料之四


四、政府治理方式創新

召集人:盧文剛 暨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應急管理學院副教授

點評人:李程偉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危機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分黨委書記兼副院長




關于我國基層治理的思考

——行政派出模式的一種審視

發言人:董娟 廣東行政學院行政學教研部副教授



    行政派出與基層治理密切相關。然而,截至目前為止,學界并沒有從這一視角對我國的基層治理進行研究與分析。因此,本文通過對行政派出這一視角分析我國基層治理的發展演變,并通過國外的經驗啟示中,努力尋求未來我國基層治理發展之道。

    一、行政派出與我國基層治理的歷史演變

    (一)行政派出與我國古代基層治理

    受制于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諸多因素的限制,中國古代的基層治理無法單純依靠血緣、地緣、宗族建立的自治性組織單獨實現,必須由國家行政權力介入才能完成。在此情形下,利用派出的方式將國家行政監督、控制、管理權力延伸至統治的基層區域變成為題中應有之意。因此,在“皇權不下鄉”中國古代國家正式的科層制官僚之外,游移著大量執行國家權力的行政派出人員。諸如秦代“縣”派到“鄉”的“秩”、“嗇夫”、“游徼”、“亭長”,以及歷代派往基層體察民情民意的“欽差大臣”等,由此造就了中國宗族、家族主導,國家派出人員協調的復合型基層治理模式。此種治理模式在加強中央集權的同時,從一開始便扼殺了中國鄉土社會自發自覺有意識的構建基層自治性組織的可能性,并締造了宗族、家族勢力壟斷下民眾的 “欽差情節”。

    (二)行政派出與我國近代基層治理

    中華民國特殊的時代特色使得這一時期的派出機構,除了最為起碼的加強監管、治理之外,還充斥著軍事戰略的考慮。諸如廣州國民政府省派的行政委員公署、行政專員公署;南京國民政府縣派鄉的區辦事處,各縣派鄉的區公所,省派往各地的行政督察專員公署;解放區政府省派的專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以及縣鄉的區公署等。這一時期的基層治理由古代宗族主導國家派出人員協調,發展成為為土豪劣紳、幫會控制的保甲制度下國家派出機構監督、管理。國家權力由“不下鄉”開始以“準一級政府”的形式深入基層,傳統意義上宗族主導、派出權力協助的基層治理模式開始破冰。

    (三)行政派出與我國當代基層治理

    建國后,“皇權不下鄉”的科層化治理則被完全打破。行政公署、區公所由行政派出機構分別演化成為市、鄉一級政府。村公所演化為村民自治組織村委會。我國的行政層級隨即發展為當前的中央—省——市——縣——鄉五級。此外,珠三角經濟發達地區鎮域經濟發達,為了更好地管理設置了鄉鎮的行政派出機構。諸如1990 年代的管理區。五級行政層級加兩級準一級政府,造成我國中央到地方行政層級過多、機構設置臃腫、人浮于事等諸多問題。

    二、行政派出與國外基層治理的現實成效

    (一)支撐了地方自治的“官治”性質

    行政派出因服從、服務于中央集權國家的整合目標,造就了日本地方自治官治的性質與特色,并導致了地方政府的雙重屬性。它既是中央政府的行政派出機構,同時具有地方自治的特點。都道府縣、市町村作為中央政府的行政派出組織,履行中央政府的部分職能,諸如修改地方制度,管理地方等。二戰后,隨著分權改革、地方自治的逐步發展,都道府縣、市町村也逐漸由中央政府的行政派出組織演變為地方公共團體。然而,日本中央集權體制,使其仍被作為中央行政派出組織利用的趨勢。

    (二)完善了中央集權體制下的地方自治

    首先,派出組織利用分散化的組織原則,將中央的部分決策權及執行權轉移到大區、省、專區、市鎮,實現了組織的分散化及行為者的多元化。其次,派出組織利用一體化的省級領導體制及拿破侖的地方長官制建立了派出組織與地方政府同時并存的局面。同時,法國政府先后頒布《大區設立和組織法》、《市鎮、省和大區權利和自由法》、《改善地方分權法》、《法蘭西第五共和國憲法》、《關于行使地方議員職務條件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規,明確劃分了大區、省、市鎮及派出組織之間的權責范圍。中央政府的行政派出組織在保障中央集權的同時,改變了過去地方自治受阻、發展滯后的局面,完善了法國的地方自治環境,促進了法國地方自治的發展。

    (三)成為非政府組織的重要合作伙伴

    在波蘭,“45﹪的地方政府及其分支機構是非政府組織的重要的合作伙伴;然而,與中央保持這種聯系的非政府組織卻只有16﹪。但是這里必須說明的是,一些非政府組織很明顯渴望與中央政府建立更為密切的聯系(有14﹪的響應者)。很容易看到,當一些特別的非政府組織與不同級別的政府建立起恰當的聯系時,它們的任務就能更有效地完成” 。而在這一過程中,派出機構似乎能更好地承擔起與非政府合作的重任,從而構建起派出機構與非政府組織合作共管的基層地方自治模式。

    國外政府的行政派出組織在各國基層治理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且對我國的基層治理具有重要的啟示與借鑒意義。

    三、行政派出與我國基層治理的發展未來

    (一)以派出方式加大中央部門橫向分權力度,實現強干弱枝

    近年來,城鄉基層治理受阻,究其根源,在于我國“強干強枝”的國家政治架構。因此,利用行政派出方式打造“強干弱枝”的組織架構,加強國家一體化建設。首先,明確中央政府職能與權限范圍。中央政府理應負責全國統籌、制定全國性的大政方針與政策法規,并對涉及國家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領域進行統一管理。對于可以放權的完全交由地方管理。其次,中央政府部門加大內部橫向分權力度。除了進一步開展大部制改革,進行部門合并。同時,更為重要的是,“垂”、“派”并舉,進行“強干弱枝”的中央政府機構設置。對于必須由中央掌握、控制的行業、領域諸如銀監、證監、煤炭、石油、海關、煙草等應加大垂直力度,以垂直派出的方式減少現有中央部門規模、人員數量。最后,通過部門內部橫向分權,加大派出力度,通過派出機構,將大量負責地方事務中央政府公務員外派到地方工作,通過中央政府權力、機構、人員的大量外派,建立“強干弱枝”的中央政府架構。

    (二)以派出方式構建以縣為基石、市縣平級的縱向分權體制,實現中央、省、地方(市、縣)三級治理

    應通過行政派出,推動以縣為基石的府際關系與分權體制。首先,制定專門性分權法案,以法律形式確立市縣平級地位。其次,將鄉鎮、區作為縣、市的派出機構,按照精簡、高效原則進行裁撤改革。村委會、居委會作為自治性組織,以專門法的形式革除其行政性色彩。最后,根據市場化模式,將一些可以委托給市場、中介機構、非政府組織承擔的事務通過合同、外包、合作方式移交出去,恢復政府自身仲裁、執行、監督、服務的職責本位。

    (三)以派出人員方式參與城鄉基層治理,實現雙頭制一體化領導下的基層自治

    首先,居委會、村委會作為基層自治組織由轄區居民、村民直選產生。其次,居委會、村委會主任由上級派出的特派員和居民直選產生的主任共同領導。特派員與居委會主任僅是分工不同,二者是平級,不存在上下級關系。作為國家權力代表的特派員負責對村委會、居委會財務、人事及重大事項的審議、監督權。居委會、村委會主任則是負責自治機構的組織、協調與召集工作。最后,特派員必須常駐居委會、村委會工作,定期向上級派出單位對所在地情況進行匯報、總結,并對轄區公民意見與居委會主任共同溝通、協商、傳達至上級政府。

    當前,面對當前層級過多、權力混亂的局面,應通過橫向分權將其“壓扁”,通過縱向分權將其“截短”,通過內部結構調整將其“融合”,最終真正實現政府引導與公民自治相結合的中國特色的地方自治模式。






對我國征地制度的政治學思考

劉銳 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


    學界有關征地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對我國征地制度的總體認識及宏觀判斷。二是對現行征地制度危害的認識。三是改革征地制度的若干設想。

    多數研究不考察政府征地的整體過程及長期效益,只將政府征地簡化為與民爭利行為,忽略了其公共性及社會性。其次,相關研究不對土地性質作深入分析,不對農民分化事實作深刻討論,使得提高征地補償的呼聲變得浮泛和情緒。

地方政府獲得土地增值收益,最終會以公共財政的形式造福全體人民,不能因出現少數違法征地事件,或者少數官員的貪腐,就否定征地制度本身的合理性,政府公益性更不能因此被抹殺。

    在現有的分稅制下,主要稅收的大頭由中央掌握,地方政府要獲得公共財政,就要依靠土地增值收益。在政治錦標賽體制下,地方政府要經營城市、發展經濟,就要利用一次性土地增值建設優良的基礎設施,實施低價的工業用地,以保證大企業落戶于此,從而促進工業化、城市化發展。因為有了土地財政,地方政府可以不依賴中央財政,且能實施各項民生工程,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中央政府也得以騰出手來,將公共財政的陽光普照全社會,改進國家公共服務,平衡區域發展,扶持國家戰略產業。

    國家出于公共利益需要及宏觀經濟發展的考慮,對地權主體實行強制干預,對土地產權進行適當分割,不僅合理,而且合法。認為土地權屬應當物權化、排他化,并以此為依據討論政府征地對學理的違背,很難站得住腳。

    當前的土地增值來源于兩個方面,一是輻射性增值。城市化、工業化擴張帶來公共產品、公共服務供給范圍的擴大,物流、人流、資金流的高密度,使特定位置的土地迅速升值。二是供求性升值。國家為保持合理的經濟密度,對建設用地進行計劃管理,保持偏緊的建設用地供給策略,導致城市建設用地供應相對稀缺,城郊的土地因供不應求快速升值。

    從產權角度考慮,土地增值來源于土地的自然屬性及政策屬性,與產權使用者本身沒有關系,如此,土地增值收益自然歸屬于全社會。漲價歸農的觀點誤解了土地資源的性質及土地價值來源,只會使占全國農民5%的城郊農民獲益多多,而不會對95%的農民福利提高產生影響。主張大幅提高征地補償標準,或者實行農村建設用地入市,只會帶來少部分人的一夜暴富,及政府土地收益的減少,不利于整體公平與社會秩序的構建。

在城市化、工業化帶動下,大批青壯年勞動力外出打工,他們或者將土地低價流轉出去,或者將土地交給老人耕種。在我國人地資源緊張及經濟全球化條件下,農民種糧食很難增產又增收,多數農民是愿意變現土地利益的。

    農地一經征收變為國有土地,即產生出巨大的級差收益,農民在比較中產生利益被剝奪的感受,會利用各種手段增加土地博弈能力,只要征地補償達不到他們的心理上限,多數農民會想辦法要高價,包括做釘子戶甚至以身抗法。農民博弈策略的轉換與爭取土地收益有關,無關道德評判。在巨大利益面前,如果農民不與政府斗智,多爭取好處,不僅自己覺得傻,也會被村民瞧不起。征地拆遷過程因此有矛盾沖突,容易出現意外之事。

    征地矛盾主要來源于三方面:一是給農民的征地補償過低,不足以維持長遠生計;二是征地補償程序不明確,實際分配被鄉村截留;三是被征地農民為爭取利益,展開各種博弈策略,引發征地本身的混亂與危機。

    如果是第一個原因引發征地矛盾,適當提高征地補償標準即是,沒有必要因噎廢食,否定征地合理性并鼓動土地私有化。如果是第二個原因引發征地矛盾,完善征地補償制度程序,保證政府征地的規范性透明性即可。國家正逐步完善征地補償制度,各地也在探索完善征地程序,第二個征地矛盾正在逐步化解。

    其實,博弈無序化引發的征地矛盾才是“征地天下第一難”的關鍵。利益爭取方式的差異及利益獲得結果的差距造就出“會哭的孩子有奶吃”及“人越老實越沒用”的民眾心態,刺激著農民在征地過程中想盡辦法謀取更大利益。而地方政府在“和諧拆遷”及“穩定壓倒一切”的政治壓力下,只能采取軟磨硬泡方式平息農民的怨氣,有時迫于上級壓力少出意外事件,又請黑灰勢力或開發商協助拆遷,各利益主體在征地舞臺上的登場及斗爭,演繹出征地矛盾的復雜困局及官民一致的抱怨。

    政府要征地,以土地為基礎建立起來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意義世界均不復存在,失地農民被迫在流動化、市場化、疏離化的城市生活中尋找就業機會、重建生活方式、重拾意義世界。征地補償費只補償農民的土地損失,但是難以在社會關系、精神依托、生活習慣等方面給予慰藉,勢必帶來失地農民的城市隔膜,引發社會心理問題。失地農民主要在兩方面陷入困境:

    一是失地農民就業困難,社會保障程度低。

    二是失地農民生活方式滯后,消費支出增加,帶來快速返貧問題。

    中國征地制度總體合理,它能實現三個目標:一是政府獲取大部分土地增值收益用于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促進城市發展及經濟總量增長;二是它能防止特定位置的農民獲得巨大土地收益甚至一夜暴富,形成土地食利者階層,有利于社會總體公平。三是它保證了城鄉、區域統籌發展,為國家實施發展戰略鋪平道路,有利于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

    當然,認可現行的征地制度并不是要為它的缺陷辯護,征地制度在實踐中確實出現不少問題,但它是發展中的問題,在發展中及時解決,有的放矢的修補完善即可,并不需要全盤否定,另立路線。

    學界對征地制度批判最多的是土地財政及失地農民問題,筆者在上文中已闡明了自己的觀點,在此再做兩點補充:

    (1)筆者強調土地財政利大于弊,是從土地增值部分應該“收歸”政府,以變為公共財政來惠及全體人民角度來講的,并不是講土地財政的“支出”問題。

    (2)筆者強調征地制度總體合理并不是說它完美無缺,只是想強調現行征地制度對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

當然,現行征地制度也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要想保證城市化、工業化又快又好發展,彌合失地農民生產生活困境引發的社會失序和干群沖突問題,理應對相關機制進行修正完善。筆者認為應從以下幾方面著眼:

    (1)政府完善征地程序,賦予農民的知情權,保障農民的參與權、監督權。

    (2)提高征地補償標準,創新征地補償方式,保證失地農民的生活水平不下降。

    (3)采取多種措施,解決失地農民的安置問題,促進農民生計的可持續。






女性公務員職業發展模式:基于內容分析法的研究

發言人:寧本榮 上海行政學院現代人力資源測評研究中心副教授


    當前女性公務員比例逐漸升高,引起相關部門專家及學者對公務員管理的關注與思考,在此背景下,探究女性公務員職業發展模式能為公務員細化管理提供參考。

    一、女性公務員職業發展模式

    在女性公務員職業發展的各個階段上,職業發展表現特征如下:

    在職業探索期,25~29歲,女性公務員經濟資源有限,政治資源不足,社會資源匱乏,自我價值實現無所適從,工作與家庭方面,以工作為主,沒有家庭或剛剛建立家庭正計劃要孩子。

    職業徘徊轉型期,30~34歲,女性公務員經濟資源保持有限增長,政治資源不斷參與,社會資源相對狹小。自我價值與職業價值不斷磨合。在工作與家庭方面矛盾沖突加劇,由于生育及撫養的原因,以及自我價值在職業價值中得不到實現,使職業發展處于徘徊階段,容易產生兩種不同的結果。即如果工作范圍內自我價值得不到實現的話,為向家庭傾斜提供了絕對理由。但是也會有另外一種情況,如果工作范圍內自我實現順利,撫育孩子的重任由家庭長輩成員擔當或社會服務幫助,女性公務員的關注中心在工作。

    職業上升分化期,35~45歲。這一階段包含職業轉型期,35歲~39歲。在這一階段,女性公務員,經濟資源依然穩步增長,政治資源逐步核心化,社會資源狀況不斷豐富,自我價值實現,在不斷的調整過程中,逐步現實。在工作家庭平衡方面,工作與家庭同等重要。這一階段對職業發展要求高的女性公務員非常重要。同一時期,女性公務員出現兩極分化現象。

    職業發展的維持期,46~52歲。在職業分化期的基礎之上,這一階段女性公務員職業發展在兩個層次上維持。一方面,職業發展狀態良好的一部分公務員,在經濟資源方面繼續增長,在政治資源方面成為權威核心人物,在社會資源方面寬泛,具有強有力的職業發展的支持系統,自我價值實現,職業滿意度與成就感較強,注重工作與家庭的平衡。另一方面,一部分女性公務員,繼續維持在經濟資源相對穩定、政治資源方面從事事務性工作,決策參與度不高,社會資源相對固定,自我價值實現依靠家庭,工作家庭平衡方面,以家庭為主。

    職業發展的退出期,53~55歲。在這一階段,不同層次級別的女性公務員都要面臨著退休,為退出公務員職業做準備。從經濟資源上看,經濟收入相對穩定,但隨著不能得到進一步的提升與參與事務的相對減少,經濟資源的收入有減少的趨勢。在政治資源方面,逐步退出,工作的決策圈,成為職業范圍內的顧問角色。在社會資源方面,由于逐漸退出職業范圍的決策,因而由職業所帶來的社會資源的逐漸的縮小。自我價值的實現方面,主要是回顧自己自我價值的實現過程,并進行一定的修正。在工作與家庭方面,逐步以家庭事務作為主要關注點。

    二、女性公務員職業發展模式的特點

    在現行的公務員管理制度與公務員職業性別文化背景下,女性公務員職業發展模式特點,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1、不同年齡階段的女性公務員成長的時代背景不同,在同一職業發展階段表現不同

    不同年齡階段的女性公務員成長的時代背景不同,在同一職業發展階段表現會有所差異,也就是說女性公務員職業發展模式具有時代變化的特點。在職業發展的同一階段,不同時代女性公務員職業發展差異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高年齡階段的女性公務員與低年齡段女性公務員職業發展模式的內涵會有很大的不同,對職業發展訴求與自我感受會有很大的差異。其次,女性職業發展的層次與水平與以往有很大的差異。第三,在職業生涯歷程中遭遇同樣問題的不同年代的女性公務員,職業發展的措施不可復制。

    2、社會性別角色的沖突持續職業發展的每一個階段

    基于職業生涯階段的女性公務員職業發展模式與女性公務員家庭周期基本吻合,由此由于工作與家庭產生的社會性別角色沖突是女性公務員職業發展模式的永恒主題。在中國傳統的社會性別角色定位中,女性在家庭中要發揮的作用更大,因而,對于在職業中尋求更大發展機會的女性公務員在職業生涯的整個周期都面臨社會性別角色沖突。

    3、父母家庭援助與支持至關重要

    父母家庭援助與支持是女性公務員職業生涯發展重要條件與保障,是具中國特色的女性職業發展模式。在我國傳統的家庭文化中,子女是家庭的情感與養老的支柱,在子女需要幫助與支持的時候,父母一般情況下會傾力而為。因而,女性公務員職業發展提升的關鍵時刻,一旦遭遇工作與家庭沖突,就可能得到父母家庭的無償支持與幫助,除此之外,家庭支持與幫助的程度也成為當前我國女性公務員職業發展水平層次高低的關鍵。

    三、女性公務員職業發展模式缺陷

    基于現行公務員管理制度及文化背景下的女性公務員職業發展模式有著自身的缺陷,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女性職業發展模式缺乏社會性別敏感的制度保障

    通過不同職業生涯階段的女性公務員職業發展模式探索我們可以發現,女性職業發展模式很難獲得社會性別敏感的制度保障。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女性公務員職業發展的考核、評價、晉升與提拔的標準忽視了女性公務員生理特點和成長的規律,沒有體現男性公務員與女性公務員職業發展的差異性。其次,退休年齡的性別差異性規定,使得女性公務員職業生涯周期存在政策性的縮短,導致女性公務員在退休后經濟收入降低,影響了女性公務員的政治參與和事業發展,減少了女公務員進入領導崗位的機遇和可能性。再次,在工作與家庭的失衡狀態中,一部分女性公務員在痛苦的抉擇中走向家庭,對工作時間與精力的投入降低,失去了職業發展提升的機會與基礎,其他時期則由于受到各項資格條件的限制而無法獲得進一步提升,限制了女性公務員進一步職業發展的動力。

    2、女性公務員職業發展過早分化,導致人才資源浪費

    由于生育的原因,女性公務員在職業發展的徘徊轉型期,就有職業發展分化的傾向,到徘徊轉型期,兩極分化的現象已經顯現。其中,一些堅持自己的職業理想,努力追求較高的職業目標的女性公務員,為職業的進一步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實踐基礎。另外一方面,又有一部分女性公務員由于職位的穩定與保障,人員流出的比例極低,可以享受公務員的一切待遇直至職業生涯終止。這樣,在客觀上就使得女性公務員中的一大部分喪失了職業發展的內在動力,漸漸喪失職業發展的愿望與要求,生活的中心偏向于家庭,直至退休,最終致使一部分女性公務員不能產生應有的使用價值,造成公共部門人才資源浪費。

    3、女性公務員職業發展過度依賴家庭資源的支持與幫助

    家庭資源的支持與幫助是女性公務員職業發展的關鍵資源。女性公務員如果得到雙方父母家庭的無條件的支持與援助時,工作與家庭的沖突大大減輕,她從而能得到職業發展提升的更多的精力與機會。然而,那些沒有家庭資源支持與幫助的女性公務員則可能在工作與家庭的沖突中痛苦掙扎,失去職業進一步發展的時間與精力。但是,女性公務員職業發展過度的依賴家庭資源的支持與幫助也會產生一定的負面作用,首先,對于那些缺乏家庭資源支持與幫助的女性公務員來講面臨發展的不公平;其次,從組織的角度進行探究,則表明公務員管理制度沒有為女性公務員的職業發展提供外在的保障,而把這種責任轉嫁給女性公務員的其他家庭成員,并給他們造成負擔;再次,女性公務員職業發展的狀況容易受家庭支持資源的變故影響而變得非常脆弱,不具有穩定持久性。

    4、當前女性公務員職業發展模式無法適應未來社會發展政策與環境的改變

    未來社會發展政策與環境的改變對女性公務員職業發展模式帶來的挑戰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是我國生育政策的調整對女性公務員職業生涯發展的沖擊。當前絕大多數的女性公務員職業生涯的歷程只生育一個孩子,這樣女性公務員職業發展的軌跡基本是“一孩模式”,生育對職業生涯的發展的直接影響只有生育的一年期間。但是隨著中國人口結構的變化,老齡化程度越來越高,人口計劃生育政策逐漸的實現微調,這種微調的結果使得女性公務員生育兩孩比例增加。 “二孩模式”的職業發展模式中用于照顧生育孩子的時間加長,工作家庭沖突將更加強烈,女性公務員“一孩模式”的職業發展模式必將重新調整。其次,隨著個人生活方式的轉變以及工作家庭關系的重新認識,女性公務員職業發展模式在時間與空間上將不斷往外拓展,單一的,從一而終的職業發展模式將面臨改變。

    四、優化女性公務員職業發展模式政府責任

    優化女性公務員職業發展模式是時代的要求,政府主要擔當以下幾個方面責任。

    1、增強公務員管理制度的社會性別敏感

    增強公務員管理制度的社會性別敏感是優化女性公務員職業發展模式的基礎。首先,政府應把社會性別意識納入公務員管理決策的主流,對女性公務員職業發展實行傾斜性政策;其次,政府要采取強有力的措施,拓寬女性公務員培養和選拔路徑,創造更多職業發展上升的機會,使她們在實踐中鍛煉成長;第三,糾正和克服性別歧視,按照平等和公正的原則評價女性公務員工作業績;第四,建立女性公務員彈性職業生涯周期,根據女性公務員自身的情況與具體的單位實際情況可以讓女性公務員自由選擇退休年齡——55歲、與男性公務員同齡,或者更晚等。

    2、探索女性公務員職業生涯管理有效經驗,充分發揮女性公務員潛能

    在女性公務員管理中,政府只有不斷探索針對不同階段女性公務員有效的管理措施,才能充分的發揮女性公務員的潛能,避免人才資源的浪費。首先,女性公務員的探索期是職業發展的關鍵時期,決定未來職業發展的走向,因而在這一時期應加強女性公務員職業發展的價值觀塑造,增強職業發展的成就感,避免女性公務員過早的分化。其次,在公務員的徘徊轉型期與上升分化期,應該著重緩解女性公務員工作家庭的沖突,制定工作家庭平衡計劃,加強女性公務員工作與家庭平衡技能培訓等措施。再次,在女性公務員職業發展沖突相對較少的維持期與退出期,政府應為再次回歸工作的女性公務員提供職業咨詢、職業規劃與工作進展輔助,為職業發展高位運行與臨退休的女性公務員提供心理調適以及定期的體檢等項目以便渡過職業發展心理以及生理的危機。

    3、提供女性公務員職業發展的托底服務,減輕女性公務員及其家庭成員的負擔

    父母家庭資源無私的支持與幫助是中國傳統美德的體現,但與此同時也加重了他們的負擔。因而,政府應提供女性公務員職業發展托底服務,減輕女性公務員及其家庭成員的壓力,也為那部分缺少家庭支持資源的女性公務員提供職業發展進步提升的契機。職業發展托底服務主要包括建立女性公務員養育孩子期的彈性上班制度;設立女性以家庭決策為單位的特殊假期;為女性養育孩子提供一定的社會便利條件。

    4、應對社會發展環境的改變,加強女性公務員職業發展制度規劃與研究

    應對社會發展環境的改變主要是指應對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調整與高學歷高知識結構的新女性公務員職業發展的多樣化訴求。當前我國計劃生育政策已經規定夫妻雙方有一方為獨生子女就可以生育兩孩,隨著老齡化的加重,以及女性生育意愿的降低,現行的生育政策或許會進一步放開,到那時,女性公務員職業發展的模式會遭到沖擊,當前的女性公務員職業發展的管理制度將不合時宜,因而應提前進行女性公務員職業發展制度改革的研究與試點。首先,加強女性公務員職業發展現狀研究,建立女性公務員分類別統計數據庫,調查女性公務員年齡、教育、類別、職務層次隊伍結構的準確數據,為女性公務員職業生涯規劃提供研究基礎。其次,加強女性公務員生育意愿的調查,了解未來女性公務員生育規模,著手制定彈性的女性公務員生育假期,并在一定范圍內試點。第三,滿足女性公務員職業發展多樣化訴求,研究女性公務員彈性上班、延遲退休、提前退休、停薪留職等不同職業發展形式的可行性研究。






論前決策過程中社會影響評價的立法確認

——基于湖南省行政程序規定第34條的分析


發言人:石東坡 浙江工業大學文化與法制研究中心主任,校發展規劃處副處長


    一、“前決策過程”中缺失“社會影響評價”的后果與警示

    在現實的政府決策中,由于缺位的憲政觀、片面的政績觀、自保的財政觀、部門的本位觀,常常導致行政決策的消極結果。比如,“撤點并校”的行政決策實際上并未綜合考量區域內的人口數量、人口結構、經濟條件、地理環境,所在地方的文化特點、民族狀況、人口流動和產業結構等問題,更未將教學點與農村社區生活之間的依存性,教學點或者學校對于農村文化、生活的支柱性,學校撤離合并的社會成本的遞增性悉數考慮在內,而成為簡單的教育教學由農村廣袤地域中的退卻和撤出。就其慘痛結果而言,如農村一線教育從業人員親歷和反映的生活成本問題、安全問題、文化問題、鄉村社區的生活質量問題、未成年人權益實現問題,頻頻通過校車事件等觸目驚心的血的教訓在鞭笞著公眾的脆弱的神經。

    實際上,“撤點并校”的偏頗并導致包括校車安全事故頻發等在內的不良決策,已經成為與“善治”相去甚遠的一個典型決策例證。第一,在決策主體上,被片面地作為教育行政決策,而不是如其本身所應該置于的縣級政府的決策范圍之中和決策層次之上,第二,在決策內容上,被簡單化地僅僅是一種簡單的撤銷、減少和合并,深受其中財政經費支付銳減的隱性因素的支配,而沒有綜合公產法等方面考慮校產校舍等公有性質資源的利用和再利用的價值回收轉移支持教育教學的保障;第三,在決策理念上,缺乏在教學點和學校的布局上教育、文化、社會、家庭等多方面的關聯性分析和綜合性決斷;第四,在決策供應上,缺乏政府在義務教育階段承擔法定給付義務的多樣化、公私結合的、購買服務等靈活形式的探索和應用。第五,在決策程序上,缺少必要的程序制約,僅有的程序既不民主也不公正。

    這些決策實例一再予以警示:前決策階段走向開放形態和協同流程,并在其中引入和確立社會影響評價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緊迫性。

    二、“前決策過程”程序規范中“社會影響評價”的確立

    我國大陸地區行政決策的前期階段程序規則的演進也在逐步向前追溯進入決策前期過程,不斷吸納社會力量,重視決策信息收集,運用多種活動方式面向公眾、專家、行業等汲取愿望表達和利益訴求,并且已經確立成本收益分析、決策風險評估等制度。如湖南省圍繞法治政府的制度建設率先起步、著眼基礎,突出重點,全面系統,初步形成了以“一規劃兩規定六辦法”為主要內容的具有湖南特色的依法行政的制度體系。湖南省規章文件,著重針對政府決策過程等進行了一系列的規范設計。《湖南省行政程序規定》(2008年)以第三章專章規定“行政決策程序”,并突出公民參與和行政公開,在第六章第二節專門規定“行政決策聽證會”,在第七章專章規定行政公開,其中針對前決策過程的制度和規則中,第32條規定區分了決策建議權、決策輔助參與權和決策決定權的不同主體,明確了重大行政決策的建議環節,并規定“建立健全行政決策咨詢機制”,隱含著通過“智力和信息支持系統”,以廣開言路,增強在政府決策議程設置上的開放度和響應啟動上的及時性,同時又體現出政府決策的行政首長負責制的要求。第33條規定了決策動議環節。

    第34條可以說是一個非常富有內涵的、進行決策前多因素、多方式綜合考量的專門規定條款,規定著對于前決策諸個環節中的實質意義的因素——即社會影響因素的涵納并使之在決策的擬定和分析中得以運用的重要步驟,或者說基礎步驟。其中要求明確調查研究,全面掌握信息,擬定決策方案,征求意見進行協商溝通。方案比較選優、合法性論證,委托開展專業性工作——這一點可以作為一個具有拓展性和可能的創新性的環節(比如委托社會公共組織、社會中介組織等開展調查、評估和反饋等政策信息和政策質量的專門工作),比較具有立法上的技巧性和藝術性。本條還規定了成本收益分析。第36條規定專家論證。第37條規定:重大行政決策方案草案公布后,廣泛聽取意見和進行公眾咨詢,意見建議的歸納和采納情況,說明理由并進行公布。第38條指出,在重大行政決策可能存在影響社會穩定情形時候,應當舉行聽證會。第44條規定中明確重大行政決策執行情況組織評估,并將評估結果向社會公布。按照其釋義的解釋,其中的事前評估是指專家論證和成本收益分析。由此,就《湖南省行政程序規定》的這一具體內容而言,是可以推定為涵蓋社會影響評價開展的可能的。

    三、“前決策過程”中確立“社會影響評價”及其功用

    社會影響評價的本質,就是在尊重行政決策的利益關聯方——特別是行政相對方和利害關系方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的基礎上,將可能的決策內容及其未來實施所帶來的直接或間接的社會生活主體的經濟社會文化心理諸方面的變化情形和變革狀況,進行事前的預測、信息的收集和情境的模擬,以使得在多方協同、協商、協作和協力的推動下,將未知的、甚至有可能被基于一定利益追求所無視的、屏蔽的社會變革、生存變化和生活演進加以情境的勾勒和再現,進行情境模擬和未來觀照,并由此將強制加于政府監管對象的決策方案的可能后果進行多維的展示,將被動受制主體的主體性得到彰顯并且使之理解式的、能動化地、預應行地進行相應的主客觀多方面的調適,將外在產業等項目在所處自然生態、社會空間中的單方面的“進入”過程轉換為雙向化的、接納式的、可預期并且可調控的互聯互通過程。

    因此,社會影響評價過程中的關鍵環節可以提取為以下三個:

    第一,按照社會主體、性別、家庭、產業、社交、文化等的微觀結構進行信息收集,或者說進行社會意義的全息化體檢。選取一定的時間節點上的特定社會生活地域范圍中的生活界面進行田野調查和狀態描述,提供社會社會系統結構中的組成要件及其活性功能狀態,進行由于該決策所誘致或強制而較有可能發生“病變”的脆弱部位和薄弱環節進行篩查,了解對于該決策事項及其可能的引介項目帶來的社會接受度、心理適應性、文化斷裂化以及波及可控性等的變異機理和傳導紋理。

    第二,情景建構,對于通過科學調查方法獲得的行政決策事項可能帶來的諸種社會影響變量數據,依據社會構成和社會運動,進行“決策后情境”的模型建構,或者稱之為“情景建構”,將影響后狀況進行全景畫展現。

    第三,對策推演,并在此基礎上助推開展決策調整和方案修正。社會影響評價的應用,即是立足避免盲目,有的放矢,并以進行信息的匯集、收斂和后續的評價為指向,以決策的完善為歸宿。依據已搜集的情報信息,從專業角度對事件原因、演變過程、災難后果、預期困難和應對措施效果及其負面影響進行分析,為指揮行動作出初始評估并提出方案建議。甚至引入數學模型推算擴散和傳播速度、范圍以及個人風險值的等值線圖和社會風險值的函數圖。

    綜上所述,社會影響評價將補足公眾參與、專家論證等在意見建議的內容分布和范圍覆蓋的節點選擇、結構形態和內容積聚方面,將分別與行政程序制度中在主體類型上明確的前決策過程的公眾參與、社會協商、專家論證等的制度,與分別在行為方式上的調研、調查、論證、聽證的制度,形成一種融合關系,明晰什么意見、哪些方面的意見等在實體方面的所指和能指,因此,在前決策過程的行政程序規范中予以吸取是必要的。結合“撤點并校”的例證剖析而言,也是重要的和緊迫的。就現有的制度依據而言,可以在《湖南省行政程序規定》第三十四條的基礎上以法律解釋的方法加以應用,是具有合法性的。再者,相對于風險評估和預警預測而言,并非僅僅以社會安全、社會秩序和社會防衛為基本價值和頂層指向,換言之,社會影響評估相對于作為底線守護意義的社會風險評估和作為側重經濟收益的成本收益分析而言,具有著增量評估、系統評估和協同評估的特點和作用,由此,是有利于推動多元治理、協同行政和程序正義的持續發展的一個有益舉措。






有限否定與類型化承認:評判運動式治理的價值取向

發言人:楊志軍 貴州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

彭勃 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副院長,教授


    一、問題的提出

    從政府行為主體的內源力量來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府治理表現出偶發性全能主義的特點,具有強烈的運動式治理取向,我們將之稱為“運動式治理”模式。這種模式在重大緊急突發性事件上具有泛政治動員化的傾向,在一些影響惡劣、久拖不決、積重難返式的社會問題進行專項治理上則表現出泛經濟化的傾向。那么,我們要問:政府在專項治理領域廣泛采用的運動式治理模式就一定是好或者壞嗎?目前學界對廣泛熱議的政府運動式治理模式所采取的價值判斷立場是什么?在“存在即合理”的邏輯思維視閾下,我們不打算設立某個假想敵并據此來爭論運動式治理的好壞問題,因為其好壞不能簡單地用討論的方式來分出一個截然明了的勝負結果,何況這個結果并沒有多少意義可言。相反,我們認為,應該采取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和實踐理性的精神來對這一治理模式加以客觀審視,爾后通過嚴謹的邏輯推理,找到一種超越對運動式治理作出簡單的二元對立式的肯定或否定的價值評判方式和方位坐標,為政府治理模式的本質認識和轉型之道提供足夠的理論支撐與實踐指導。

    二、一致的批評與正名的辯護:對運動式治理的否定與守衛

    2004年6月23日,《中國青年報》刊登了劉效仁的文章《淮河治污:運動式治理的敗筆》,“運動式治理”作為一個名詞第一次見諸報端。如果以此為節點考察便會發現,之前學界較少將運動式治理作為一種政府現象來加以研究,之后卻將其看作一種政府主要的治理行為并加以全面的評判和闡述。尤其是此文以批評的態度開場,隨后各大期刊雜志發表的論文、短評頗有跟風效應,大多延續了這種價值取向。歸納起來,這種一致的批評否定聲音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1、運動式執法不法。

    2、運動式治國誤國。

    3、運動式維穩不穩。

    4、運動式管理缺理。

    新世紀以來,“運動式”教育屢遭詬病,“運動式”反腐走馬觀花,“運動式”體改反響不一,“運動式”環保收效甚微,“運動式”招商引資違背科學發展。因此,學界一直呼吁,我們要充分警惕運動式發展思維,摒棄“運動式思維”,鏟除“運動”式思維的土壤,告別“運動式治理”。

    同時,在對所有的論文進行認真閱讀和總體分析后發現絕大部分文獻對“運動式治理”均持程度不同的批評和否定態度,但也有若干篇的基本立場來源于為“運動式治理”正名的辯護。在此以上述文獻為研究范本,對其守衛和正名的基本思想觀點作3個方面的深入解讀。

    1、運動式治理產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國超大規模社會治理的需求與有限社會資源總量供給匱乏之間的緊張關系對政府治理手段的選擇產生了直接的規定性。

    2、政府在面對復雜的社會公共事務時選擇政策工具的有限性,直接決定了政府采取運動式治理模式的合理性,亦即運動式治理存在著彌補政府動員能力不足的可能性。

    3、運動式治理是針對中國的大一統體制中央集權與地方治理之間的深刻矛盾及其組織失敗和危機而發展起來的應對機制之一,反映了國家治理的深層制度邏輯。運動型治理機制在中國歷史上反復出現,不是偶然的或個人意志所為,而是有著一整套制度設施和環境,是國家治理制度邏輯的重要組成部分。

    三、“一分為三”哲學視野下評判運動式治理的價值取向

    運動式治理的批評論者反復強調其強烈的人治色彩有悖于法治精神,損害了法律的權威;形式主義特征助長了政府執法的隨意性,降低政府信用;效率和工具主義取向導致執法的公正性缺失以及對人權的侵害。辯護論者則在反復論證運動式治理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我們將這種局面稱之為“二元對立式”思維方式濫觴的結果。我們認為,從傳統哲學智慧的“一分為三”思維出發來客觀、冷靜、理性的審視運動式治理,能夠確立新的價值評判標準,找到最合適的價值取向。

    “一分為三”理論的代表人物是龐樸、雷正良(堅毅)和周德義。簡單地說,所謂“一分為三”,就是指任何事物內部都是由三個部分組成:“對立面—中介—對立面”或“此物—亦此亦彼物—彼物”;任何事物都存在三種狀態:“左—中—右”或“過分—適度—不及”,其中,中間狀態、中介、中庸、中和等就是要將對立者或對立兩端統和而為一物,起到某種協調、統領兩端的作用。“中之能介,中之能融,便正是它獨立于左右之外、獨立發揮作用的表現,而絕非其附屬于左右之下、仰賴左右鼻息的結果。” 因此,“三分法”最為重要的精髓就是運用中和關系來看待分析世間萬物。運用中和關系來理性審視運動式治理的價值取向,我們可以將其厘析和界定為“有限否定”與“類型化承認”。

    其一,堅持運動式治理過程與效用的統一應該擁歸“有限否定”的價值取向。

    其二,堅持運動式治理過程與效用的統一應該選擇“類型化承認”的價值判斷。

    類型化地承認運動式治理的價值判斷意義主要在兩方面:一方面,政府“運動式”治理模式表現在生態環境治理、掃黃打非、重大安全事故的治理、整治黑車等領域,這種模式期望在短時間內通過行政力量的橫向聯合和縱向推動,對某些重大的突發性事件或一些影響惡劣、積重難返式的社會問題采取一種專項迅疾治理手段,從而達到維護社會穩定、樹立政府形象和增強國家權威的目的。另一方面,“運動式”治理過度張揚工具理性的用途,缺少對真實的公民生活作細致入微的理性思考和人文關懷,一定程度上忽視了社會問題的多維復雜背景,輕視社會自主管理和自主治理的能動性與內在合理性,陷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顯性治理困境,淪入“制度化運動”低效乃至無效化窠臼。

    四、結束語:走向多中心協同治理模式的目標選擇

    在有限否定與類型化承認的價值分析之后,我們很容易發現,作為一種在政治權力主體外生溢出的政府治理模式,運動式治理實踐效能的邊界存在于強勢行政主體職責同構和異體同位型的社會矛盾無法制度化解決的困境之中。當歷史的車輪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歷史新時期后,建立在社會轉型基礎上的國家轉型應運而生、勢在必行,國家整體的秩序結構也要相應發生變化,進入制度化分權調控的新狀態。這種目標和道路即是多中心協同治理模式(PCGM,Polycentric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odel) 。

    PCGM不僅要強調多中心主體治理的差異性和協同性,也要探求制度變遷的多維因素嵌套行動者策略的過程,是理念、過程和目標三者的統一。不僅與學界反復討論運動式治理轉型必備的可持續性、常態化、法治化等要義,而且最終服務于全面深化改革決定性成果的實現,即是“到2020年,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讓我們從運動式治理模式的探究和轉型角度為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制度定型化目標邁進。






論“服務型”管理理念:以個人與組織積極共生論為例

發言人:李培挺 曲阜師范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講師


    引言

    服務型管理已經成為當下熱議的話題,而中國社會轉型期應該具有什么的服務型管理理念,對此的相關理論研究還不多,筆者認為,中國轉型期應該借鑒合宜的管理經驗,美國社會轉型期探討的服務型管理理念對于我們的服務型管理的探討和踐行有一些參考價值。筆者認為,服務型管理理念的核心就是如何處理組織與個人的關系,以及組織中領導與團隊成員,組織中個人與個人的關系。服務型管理的特質就是積極共生論管理。本文以福利特的個人與組織積極共生論管理為切入點來體認現代服務型管理理念的特質。這種積極共生論的服務性管理對當下的中國組織管理也有其借鑒意義。

    一、個人與組織積極共生論管理理念的微觀考察

    個人與組織的共生是一種主動整合關系,而非自生自發狀態,它聯合他人而非僅靠自我。積極共生論不僅僅是一種靜態表征,更存有一種互動關系。用這些詞可以表征個人處于組織關系中的共生態的生活、工作方式,個人的存在離不開組織,組織的存在離不開個人,這是一種建設性傾向的極共生論。個人與組織積極共生論認為,個人與國家不是對立的,使個人通過基層參與性民主、互動機制使個人與公共國家組織體現出更緊密的關系,從而造就個人與公共組織之間更深入的積極共生感。其共生關系既是一種共生態,又是一種基于共生態的共生感。這種共生感使積極共生關系的內涵得以提升,也使個人與組織積極共生論有了層級性。


    二、個人與組織積極共生論的宏觀考察

    (一)個人與(國家)組織對立

    個人與組織積極共生論直接回應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宏觀層面的個人與國家對立狀態,個人與國家關系,被各個層級的利益集團紛雜關系背景下的代理人制度架空了;被虛與實、量與質的強烈對比關系給肢解了。它的初衷是,重建個人與國家關系的共生態;其目的是使在國家組織中個人不僅僅體現為一種形式的投票,使個人心中的國家不再僅僅停留在宏大、宏觀層面。她思索的是,國家與個人能否有更具體、更直接的關系?

    (二)現當代管理實踐的發展趨勢

    現代商業社會的發展,利益關系處于更加復雜的交織狀態下,服務型管理運作已面臨更多的矛盾與沖突。而人們關注福利特,首先基于福利特提出了幾個處理沖突解決的組織原則,如建設性沖突、讓命令客觀化、互惠原則、整合、形勢法則等。一開始學者們各取所需地看到福利特理論的可利用性。隨著服務型管理的發展,對福利特的重視程度開始由表及里,由點及面的拓寬和加深。開始重視對其領導權、權力觀、權威觀的研究,以及個人與組織關系、團體狀態的關注,以及工作中誘發人身心投入(工作意義與價值的探討)的借鑒。而這之所以被認同與服務型管理中對人的因素倍加重視有關。管理理論中激勵理論也變得重要起來,而福利特的個人與組織積極共生論可以給激勵理論諸多理念性啟發。


    三、個人與組織積極共生論的特征、實質、問題關切

    (一)積極共生論的特征

    基于公共性與整體性的積極共生論。基于生物學探討的共生一般基于共處,有時也能上升到共同之意。這種共同也主要基于共同的場域基礎,基于自然生存為基礎。而福利特討論的積極共生論不同于這種一般共生論,其特點在于,其內涵與整體性有關;其外延與公共性有關。
在關系互動中體現人的多樣性本質。在現代社會中的人追求差異性面。近代以來一般以獨立性來揭示人這種追求和自由狀態。而積極共生論的亮點是,既強調人與組織的關系,又強調個人的差異性,更關鍵的是,基于這種積極共生關系來討論個人的多樣化本質。即人不是通過把自我孤立的方式來保持和實現個人的差異性存在,而是通過積極融入社會組織的方式在更多參與性經驗中彰顯自我的多樣化本質。個人首先把自己的興趣結合到社會組織中,通過參與組織來鍛煉才干、增長能力,進而實現個體自由。積極共生論不是人格獨立的障礙,而是推進器。

    有方向感和樂觀情緒的積極共生。積極共生區別于一般共生,這種定位詞決定了其必定有價值導向。它揭示了現代管理理論的變遷傾向逐漸以積極心理學為支撐,這也塑造服務型管理的積極管理特質。


    (二)積極共生論的問題關切

    個人與組織的積極共生論問題關切是,個人如何積極生存?在此基礎上的組織如何具有生產性?而兩者又以個人與組織如何良性互動為依托。這種導引趨勢使韋伯科層制與民主、自由社會的價值觀之間的緊張關系 得到初步緩解。積極共生論不僅僅是理論的課題,也是現實管理中的課題。韋伯的科層制并沒有體現出積極管理的特質與要求,基于積極管理的特質的積極共生論,韋伯問題就有被緩解的可能。

    (三)積極共生論的實質——積極管理

    個人與組織積極共生論其實質就是先知先覺地揭示了服務型管理哲學不同于傳統管理思想之處,在本質上反映了主動應對管理所面對的境遇。管理是一種積極管理,進而向更加積極的管理模式精進。這種精進在韋伯的科層制中還未體現,在科學管理和人際關系學派中僅僅出現了一些樸素征兆——相比以前管理僅僅是維持秩序,間或提高組織效率,而科學管理與人際關系學派的初衷在于通過積極管理達到效率提高的目的。這種征兆使管理者更加主動地處理管理場域中組織與個人的關系。個人與組織積極共生論的目的不是為了維持進而固化共生關系,共生關系要體現出增量的優勢。這種特點揭示管理領域的積極共生論的特質就是在現代商業社會競爭場域中不進則退。

    四、積極共生存在論的思想前提和導向現實的機制

    (一)人性前提、組織設定

    第一,積極的人性假設。它個人有為自己欲求由潛在變成現實而奮斗的追求。組織以及一切管理機制首先不應該泯滅人的這種追求,而盡量引導以及激發人的這種欲求。

    第二,人能群。個人只有在關系中才能得到更多的彰顯,人必須與各種組織相關聯,必須有效地融入組織才能實現互惠型的新個人觀,以便造就真正的自我,人融入群體是身心發展的需要。

    第三,組織不是孤立的,在本質上它不外在于個人。

    (二)積極共生引導機制的動力源和引導機制

    第一,動力源——領導觀

    積極共生論如何使可能變成現實?這需要有一個引導者——領導者,才能更好地促成積極共生論的產生、成長。領導者是個人與組織積極共生論得以由理論導向現實的主觀動力引擎。只有新領導觀才能使積極共生理論不走樣,以至不蛻變成老板與無個性的群氓的關系。優秀的領導人作為積極共生關系的引導人,能夠使個人的創造性、能力、自由更大彰顯。積極共生論何以何能?關鍵是處理好服務型管理中的人群關系,而這得益于新領導機制在其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二,引導機制——廣義管理教育論

    積極共生論是主客觀引導機制共同發揮效用才行。

    五、“評”個人與組織積極共生論管理思想

    個人與組織積極共生論管理理念透視了服務型管理的積極管理特質,并基于積極共生論闡發了這種特質。它反映了現代組織社會的時代精神,因為它反映了現代組織對人、對組織本身及其關系的定位和要求。雷恩的管理思想史主張基于管理中的人、組織等主要要素來為主線索,闡發管理思想的變遷。這類管理思想史可使個人與組織積極共生論有了思想史上的映照,使積極共生論的管理哲學主旨與管理思想史的主題相契合。

    六、結束語

    服務型管理的特質是積極管理,積極管理的核心精髓,從組織與人關系視角看,是個人與組織積極共生論。而個人與組織積極共生論更深入地啟示和意義在于,先在性地揭示了服務型管理思想史之精髓;對服務型管理哲學的基本定位有啟示,甚至對管理哲學基本定位的框架和體系建構有骨架性的支撐、對其內涵有實質性的奠基。通過闡發個人與組織積極共生的管理哲學,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管理哲學不僅僅是一部門哲學,它更是組織社會背景中,人的生存(生活、工作)現狀之時代精神的最強烈彰顯。因為它先知先覺地揭示了德魯克所指認的管理學革命后的現代管理趨勢,尤其是組織文化管理中人的基本生存狀態和組織的基本運作狀態。這使得管理領域成為哲學探討的一個熱門領域。管理哲學不僅僅是把哲學引入管理領域,而是從管理中內生出哲學來,從而使得哲學探討煥發出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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