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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行三條原則 把我國行政學研究推向新階段


劉 熙 瑞

    1982年1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時任中國政治學會副會長、中山大學副校長、校務委員會副主任夏書章教授的文章《把行政學研究提上日程是時候了》。這是我國社會科學界針對當時形勢,響應中央號召,而對行政學發出的第一聲呼喚。它構成了我國行政學研究的引爆點,并因此開始了我國行政學研究的新階段。

    行政學上世紀20年代中后期形成于西方,30年代引入我國,當時在幾所大學里開設了行政學專業,而更普遍的是有了這門課程,并出版了著作。但到1952年,在批判資產階級思潮和階級斗爭理念指導下,在全國普遍開展的院系調整中,行政學學科、專業、系所與政治學、社會學等一起,被普遍取消了,形成了我國30年無行政學的時代。

    1978年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使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新階段。當時中央提出了把全黨工作重心從階級斗爭轉移到實現四個現代化上來的根本方針,并提出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正確地改革同生產力迅速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還號召全國著重抓緊三個方面的學習:學經濟學,學科學技術,學管理。在1979年,鄧小平則進一步提出,除大量經濟理論問題要研究外,“政治學、法學、社會學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們過去多年忽視了,現在也需要趕快補課。”到1980年,鄧小平更專門講了我國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問題,并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進行討論。1982年我國改革開放后的第一次機構改革,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展的。而總的綱領,則是鄧小平多次強調并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宣布的:“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夏老的文章,就是對中央以上精神的回應。

    用現在的眼光看,夏老的文章有三點非常難能可貴。

    第一,確立了行政管理是一門科學的思想。這種思想在當時是振聾發聵的,對呼喚人們重視行政學以及普及行政學知識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的文章開宗明義地提出,“在許多人心目中,行政工作是一些事務性工作,是‘萬金油’式的工種,并沒有什么學問。這實在是一種誤解。”這種思想,夏老當時在多個場合曾屢屢強調。比如在同年2至6月中國政治學會在復旦大學舉辦的我國改革開放后第一期政治學講習班上,他為我們講行政學時,反復說明了“世事洞明皆學問”的道理,并強調了行政管理中的科學性,明確捍衛了行政學的學科地位。1984年8月24日,在國務院辦公廳和當時勞動人事部共同于吉林省吉林市召開的行政管理學研討會上,他再次強調:“過去長期以來沒有把它(行政管理)當成一門專業,也不知道它是一門重要專業。現在糾正這種看法也是時候了。”夏老的這些論述,為行政學學科地位的恢復和確立,起了極大推動作用。

    第二,研究行政學必須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這一點,在今天看來,尤為珍貴。在人民日報發表的那篇文章中,夏書章教授清楚指出:“要搞好現代化建設事業,就必須建立和健全現代化管理(包括行政管理)和實行社會主義法治(包括行政立法)。這樣,我們就需要社會主義的行政學和行政法學。”這樣的觀點,在1982年4、5月間他帶領我們一起編寫全國第一本行政學著作時,從討論主旨到擬定大綱,從撰寫初稿到最后定稿,不知反復強調了多少次。正是根據這樣的認識,我們那本1984年6月付梓的《行政管理學》(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出版),就專設了第二章“我國社會主義行政管理概況”,按照社會主義要求依次分析了我國行政管理的發展、性質、特點、職能以及基本原則,包括黨領導行政管理的原則、人民群眾參加管理的原則、民主集中制原則、各民族平等地參加管理的原則、社會主義法治原則等。在另外的各章中也適當體現社會主義的有關內容,如“行政領導”一章中就有社會主義國家領導干部基本政治特性的內容,而財務行政中也討論了社會主義財務行政的特點。當然,在前述的吉林會議上,夏老對我國行政學的社會主義屬性更做了清楚強調,指明“我們迫切需要建立和研究適合我國國情、具有我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行政管理學。”可見他的這些思想是一貫的。

    第三,行政學是理論聯系實際最密切的,必須緊密結合中國國情和政府工作來研究。這種思想,夏老在整篇文章中都體現了出來。比如,他說到的我國行政學要研究的諸多問題,像行政組織問題、人事管理問題、工作方法問題、機關管理問題,都是針對當時中國現實中最突出、影響行政效率最嚴重、最迫切需要改革的弊端。而研究這些,又必須放在中國特有國情下考慮,雖然從行政學的通用性角度,他提出了借鑒與引進問題,但同時強調必須把它中國化。這一點,夏老在稍后(1982年3月19日)發表在《文匯報》上的另一篇文章《既然如此,該怎么辦》中說得更明白:“我國有自己的具體情況,盲目地生搬硬套別國的東西是不行的,有時是危險的。在社會科學領域中,尤其要慎重。除了研究世界各國的情況和問題外,借鑒是為了建立具有中國特點的各門學科。”

    夏老強調的以上三種思想,在我國行政學恢復和后續發展中是一直得到落實的。它保證了我國行政學發展的正確方向,奠定了我國行政學構建的基本框架,規范了我國行政學研究的基本方法,對我國行政學發展功莫大焉。

    我們可以簡單回顧一下這30年我國行政學的發展情況。在初建階段,我們有個短暫的引進過程。當時譯介了一些西方的行政學著作,包括翻印了臺灣的一些著作,但我們始終沒有忘記對我國實際問題的研究,目的是把政府的工作納入科學化的軌道。在后來的兩次較大突破中,同樣如此。一次是上世紀90年代,行政學界逐步引入(或恢復)了公共行政的概念。不少學者強調用公共行政學取代行政學或行政管理學,認為這能更好地體現行政管理的公共事務本性,它強調的是一種公權力的行使過程,必須納入民主政治的框架內來考量。而這也正體現了社會主義國家的要求。二是從1997年開始,隨著西方新公共管理理念的引進,借鑒他們的一些作法,把企業管理的許多經驗、市場機制以及公民的參與引入行政學研究中來,形成“公共管理學”概念。典型標志是1996-1997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在組織修訂研究生專業目錄后,頒布的《授予博士、碩士學位和培養研究生的學科、專業目錄》里正式增加了管理學門類,其下設五個一級學科中就有了“公共管理學”,而“行政管理學”則變為公共管理學的二級學科。此為第一次由國家權威組織正式提出并使用公共管理概念。它在繼續體現其公共性的同時,還拓寬了管理的范圍,擴展了管理的主體,并與西方產生的社會治理理念相通。以上這些發展,細究起來,和我們前面提到的夏老文章中的三種思想都是吻合的。重在研究實際問題,就是它的實踐性和科學性;確立公共行政概念,則既體現了它的科學性,也體現了它的政治性,還與社會主義本質相容。而公共管理概念更是科學性、政治性以及人民性與社會性的統一。可見,夏老文章中體現的三點,具有普遍的意義。我們不妨把它上升為三條原則,即: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堅持走科學化的路子;堅持從中國國情出發,緊密結合中國實際。

    這樣的三條原則,在當前情況下,對我們發展中國的行政學更有意義。一是,從2005年全國人大十屆三次會議和2007年黨的十七大開始,黨和國家陸續把服務型政府建設作為了行政改革的總目標,而十七屆二中全會又進一步通過了《關于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意見》,提出了“到2020年,建立起比較完善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管理體制”的任務。這就使上面的原則更有現實性和迫切性;二是,我國行政學在30年的發展中,雖然基本方向是正確的,但受這幾年西方新自由主義學說的影響,也有某些領域(尤其在理論研究上)產生照抄照搬西方作法的傾向。這是很值得我們警惕的。在最近學術界反思我國行政學發展問題時,已有學者指出了研究重心的“非中國化”、“管理主義”盛行問題,并把它歸結為中國行政學的“身份危機”,明確提出建立“中國的”行政學仍然是我們“迫在眉睫的任務”(參見《新視野》2011年第2期,“積極推進中國行政管理學的發展——訪中國行政管理學會執行副會長兼秘書長高小平博士”)。我認為,這樣的總結是很有見地的。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更有必要突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指導。而經過30年的發展,特別是經過我們應對2008年開始的金融危機各種舉措的錘煉,我們的這一理論是更趨成熟、完善了,對此我們也是更趨自信了。因此,我國的廣大行政學者,更有必要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偉大旗幟,深入研究中國行政管理體制的性質、指導思想、發展方向、機構框架、工作方式與方法、監督與約束機制、完善與救濟機制等問題,以高度的理論自覺,真正在我國行政學的建設中取得突破。這樣才能無愧于我們承擔的歷史任務,無愧于我們偉大的變革時代。

    (作者系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北京10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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